铝密度小纯度高（铝密度）

按照这个理路我们还可以把《中庸》全篇贯串起来，但限于篇幅，不再继续了[55]。

秦小建，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2.无职务违法但权力行为失当 此类情形在基层行政实践中同样较为常见。

职务行为是以国家机关名义实施的权力行为。这一研究现状，在客观上与我国监督体系的构建过程有关。党通过群众路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党内民主等民主渠道凝聚人民意志。当前实践中的一个难题是，因人员腐败（尤其是高级别官员腐败）往往牵涉的范围较广、时间跨度较大、岗位覆盖较多，故在实践中确实很难精准确定人员腐败与行为违法的直接因果关联。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序言、第2条、第3条及第二章的规定，中国宪法体制的规范结构可表达为以下图式：党领导人民—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机构—公民。

《监察法》第34条初步建立了其他国家机关向监察机关移送问题线索的机制，但监察机关向其他机关移送的机制尚有待建立。贯通监督体系、增强监督合力，是监察体制改革完成职权配置和体制构造后的下一阶段目标。[13]在19世纪实现了现代化的国家每年的年社会变化率是0.1%，因为它们用的时间比较长，社会的变化是渐进式的。

保管不善、不可抗力（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明知、危险方法等其地规定。对不明确的解决方法是法律解释，法律解释分为字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和主观目的解释四种，它们都指向发现立法者的原意，以获得具体规范。后发国家要发展并不可能脱离现代的体系而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现代性己成为其前理解，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中，它们不能置身于大潮之外。[4]Vgl. Arthur Kaufmann/Dietmar von der Pfordten, Problemgeschichte der Rechtsphilosophie, in: Winfried Hassemer/Ulfrid Neumann/Frank Saliger (Hrsg.)， Einführung in die Rechtsphilosophie und Rechtstheorie der Gegenwart, 9. Aufl.，2016， S.23. [5]Vgl. Zheng Yongliu, A Practical View of Law, Archiv für Rechts-und Sozialphilosophie 95(2009)， S.274-285 ff. [6][德]卡尔·马克思、[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1页。

行为包括了有意识的与无意识的行为，行动特指有目的意识的人的行为。[1]Alle Begriffe, in denen sich ein ganzer Prozess semiotisch zusammenfasst, entziehen sich der Definition; definierbar ist nur Das, was keine Geschichte hat.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Zur genealogie der moral, in: Giorgio Colli/Mazzino Montinari (Hrsg.)， Nietzsche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Abteilung 6， Band 2，1968， S.333.中译参见[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赵千帆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85页。

[8] 不仅如此，在适用法律中产生的众多的具体问题，积累性地刺激人们对整体的法律进行反思、批判和建构：其一，在制度的内容上，例如，中国《民法典》颁布前的各民法单行法在实施中产生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些涉及如何处理国际化与本土性的关系，学界对合同法应走国际化之路，而物权法、婚姻家庭和继承制度当更多体现本土性展开的讨论，对正处在急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应编纂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意义不凡，也贡献甚多。情节严重或轻微、重大损失、严重后果、数额巨大、必要限度、重大误解等程度规定。（三）法律2.0是一元的 传统的法律二元论（超实证的法与实证的法律）或多元论（自然法、国家法、民间法）都属于本文法律1.0的不同形式，是哲学中主体与客体二元论中的客体。[17]霍贝尔曾说，由于大多数人这样做，人人都跟着做，于是平均数取得了规范的性质。

[19]例如古纳加斯杀人案，古纳加斯被同事格鲁纳斯鸡奸，后者还到处宣扬，因此他遭到人们嘲笑和羞辱，患上严重的头痛。人是一种自行动的生物，在其行动中有自我调整、自我检验以及示范的功能。此条列举的死缓后的表现为三种：没有故意犯罪、有重大立功表现，故意犯罪。[11] 其三，秉持生成性思维。

金融法、财税法，简易程序，谁主张谁举证的制度同质性高，而其存在和适用的社会环境异质性比较强，一套同质的规范不能一体地适用于异质的差序格局，处理不同的事实。其主要分支有如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法哲学。

规范法律观自负地以为自己什么都说了，完全能满足对表现为纠纷、诉求、违法行为的个案事实的裁判，因而，是法律确定主义，对影响个案事实裁判的种种实存性因素视而不见。对诸子百家争夺某个概念的定义权的现象，尼采曾说，所有对整个过程进行符号性概括的概念，都逃离定义。

武建敏：《实践法学的哲学思考》，载《理论现代化》2007年第3期。[18]法律的制造者以为只有这样的设计才能使每个人都能对他人的行为有一种合理的期待与信赖，也令每个行为平等地接受统一的评判。[32] 【注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后现代主义法学——地方法等。当法律应当规定而未规定时，就存在法律漏洞。进入 郑永流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实践法哲学 。

在刑法中，从刑法客观主义或行为刑法的视角看去，人都是或都应是理性人，行为与行为人在特定历史情境中所形成的个性完全分离，重要的是行为本身，[19]法益概念是理性人观念在刑法学中的集中反映。摘要：实践法哲学是关于如何将预设的法律续造成具体此在的法律的学说。

在个案中的法律续造中，以文本表现出的普遍性存活于适用者在个案上的理解中，正如伽达默尔在揭示诠释学的真谛时所言：惟有对总体的具体化才赋予所谓的应当以其确定的内容。在续造中，更重要的应当的问题，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则通过理解和批判的方法提供善/恶的正当性判断，它们在制定法本身的性质之外处思考，将道德、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种族、性别等因素纳入识别法律和法律运行的全过程，历史上学者们曾贡献出不同的整体的法律形态，如马克思以经济为基础的法律模式，韦伯的四种法律理想类型，塞尔兹尼克的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回应型法，托依布纳的形式法—实质法—反思法，哈贝马斯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程序主义三种法律范式。

这样的实践首先是一种践行、行为，[26]当然，行为要有正当性标准，但不是对标准的还原，需要联系事实的具体情形对标准进行反思，续造新的标准，而续造新标准需要方法的支持。（五）法律2.0的规范性 一般而言，规范性问题是相对于事实性问题而存在的，这便产生了应当与是的关系。

反思的时间对象是过去，动力却来自现在，而塑造的是未来。[10]参见[德]约阿希姆·吕克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方法与法律现代性》，盛桥译，载《清华法学》2006年第3期，第1-16页。然而，如果现代化进程不可逆转，前现代的构成性要素将不断被消解，在法律上，也必须在中国制定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对移植来的现代性的法律进行续造，以避免现代性的法律被束之高阁或规避、空转。在此，感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景文教授、王旭教授、尤陈俊副教授、余履雪副教授、彭小龙副教授和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陈征楠副教授及听众的现场评论。

关键词： 实践法哲学 实践续造 生成性思维 法律1.0 法律2.0 人类的自然号列车已驶过工业1.0：机械化，工业2.0：电气化，工业3.0：信息化，正向下一站——工业4.0：智能化飞驰。[12]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涂尔干）首创社会事实概念，他认为，社会学以社会事实为研究对象。

[3]参见[德]乌尔里希·森德勒主编：《工业4.0：即将来袭的第四次工业革命》，邓敏、李现民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年版。于是飞奔到格鲁纳斯家，用手枪连开五枪将格鲁纳斯杀害。

第二类是个案事实无法律规定，即存在法律漏洞，这是指法律应当规定而未规定。这种方案把法律视为认识与描述的对象，着眼于法律的形式识别，在道德、习惯和一般的社会规范中，将法律识别出来。

在实践或行动中，诸多要素融入其中，如身份、性别、组织、权力、传统、语言等，它们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谁胜谁负取决于具体场景，一种只突显某种要素的实践概念无法揭示胜负的此时此刻的情势。由此，建诸实践哲学的具有生成性思维的实践法哲学，与以往所有法哲学显示出分野。据此，他的社会事实主要指生理学的社会事实：信仰和惯例，如法律、道德、教义、金融制度、社会思潮。专利法中作为判断标准的主体是专利所属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

[25]关于实践法哲学概念的形成，早先有乔克裕提出了实践法学的概念，后又有武建敏的实践法哲学概念的问世，概念是思维的工具，同时是思想的结晶，实践法学准确地反映了从中国实践出发，面向实践的思想，实践法哲学也是对这种主张的概括，但哲学化程度更高一些。2017年1月3日赵春华以量刑过重为由提出上诉，2017年1月26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赵春华犯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持有的枪支均刚刚达到枪支认定标准，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相对较小，其非法持有枪支的目的是从事经营，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相对较低，可酌情予以从宽处罚并适用缓刑，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面对这种判断和推论，也许人们会问，为何在制定法无孔不入的今天，白纸黑字的制定法还不够？为何它们尚不是具体此在的法律？根本原因在于人为的制定法规范不能完全满足事实，与事实具有不对称性。具体此在的法律即法律2.0由续造法律1.0而来，续造发生在两个层面，在整体上，是将外来法律1.0续造成本土的法律2.0，在个案中，指把抽象的法律1.0续造成具体的法律2.0。

法律是关于人如何行为的规范，但现代法律中的人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或以理性为标准的拟制，TA被赋予了自主、自利、善于计算、不为感情所动、怀疑良善与信用等品格，是被学者们建构的善良家父理性人理智的人普通人一般人平均人标准人，[17]尽管这些称呼在抽象程度上有些微差别。——民法：民法的基本原则为平等、自愿、公平、诚信、公序良俗和生态保护（《民法典》第49条），实行人身关系非礼化，财产关系私利化，过错责任原则与无过错责任原则（《民法典》第1165和1166条）。